立足岗位，做牧民的贴心人 

　　潘志荣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地站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经历。 

　　作为基层检察官，我和很多人一样，只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儿。说实话，比我辛苦的、比我奉献多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生在牧区长在牧区，对牧区有着深厚的感情。一开始，我在刑事检察科办案办了19年，为了解案情，经常要下牧区和牧民呆在一起，对牧区的感情一天比一天深。30年来，和牧民们打成一片，我知道“牧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更明白，身为一名检察官，“我又该如何为蒙古族老乡提供法律服务？”“为牧民群众办点实事儿？” 

　　  

　　因为我有一定的蒙语基础，从最初的刑检，到后来的监所、反渎，到现在的检察室，我一直身处一线，我渐渐意识到，蒙语学不好，是我和牧民打交道的一道障碍。 

　　记得有一次，我办过的一宗牧场盗马盗绒案。当时我询问受害牧民时，他一直不说话，只是一个劲的点头，我知道他听不懂我讲什么。我内心愧疚的很：“就我这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的蒙语，让牧民怎么能听的明白，万一遗漏些什么，后果难以想象？” 

　　草原上的牧民，性格比天还蓝、心思比水还清。我清楚，他们即便听不懂我说的蒙语，也不好意思追着我问，让我下不来台。 

　　正是那一次的触动，让我下决心——要学好蒙语！用“听得懂”的蒙语，维护草原牧民的诉讼权利。所以，我给自己规定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四字要令”——“会、懂、信、实”，头一条就是会蒙语。 

　　学蒙语要一边学一边用，日积月累，才能有进步。我没事就翻翻蒙汉词典、蒙文法律书籍，下到牧区，也不觉得不好意思，拉着牧民问东问西，围着懂蒙语的同事问这问那，逼着自己开口说蒙语。 

　　现在，我能用地道的达茂旗蒙语向牧民交流普法了。当地很多牧民压根听不出我是个汉人，还都以为我是地道的达茂蒙古族。 

　　记得前年，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件的出庭公诉中，蒙古族当事人不明白“回避”是啥意思，我就用蒙语给他打比方、举例子，说了半天，我看到他眼睛忽然亮了，他跟我说，“这个词他以前就听过，但一直没弄明白是个啥意思，今天我才让他听明白了。”听到牧民兄弟说一句“明白了”，我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啦！ 

　　  

　　在任批捕科科长时，我发现，避免冤假错案是我们躲不开、更绕不过的头等难题。尤其对检察机关来说，每一个批捕决定、每一个起诉决定，对于当事人来说，都可能改变他的一生。 

　　我清楚地记得，8年前，一个小卖部的抢劫案，这个案子并不复杂。但我在讯问中发现一个疑点，李某抢劫了门市部，为什么只吃东西，不抢钱？这就引起我的注意，这跟一般的抢劫案不太一样。所以，我多次提审了犯罪嫌疑人，刚开始没发现他说话有什么异常，但随着讯问的深入，我发现他一次和一次说的不一样，有时说话还迷迷糊糊的，颠三倒四，渐渐地我发现他精神有些不大正常。于是，我强烈建议，让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到呼市给李某做个精神鉴定。 

　　最终，鉴定结果验证了我当初的猜想：李某逻辑思维差。换句话说，就是有明显的“被害妄想症”，属于分裂情感性精神病。他闯入门市部的时候，正处在精神兴奋状态，根本没有辨认和控制的能力，所以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结果出来了，我心想，幸亏自己当时多留意了，要不就犯大错误了。在送不批捕决定书的路上，我暗暗叮嘱自己：“如果我贸然就批准逮捕，也许李某这一生都会因为我而蒙冤。所以以后，我要细心再细心，谨慎再谨慎，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从那以后，我对每一起报捕上来的案件都慎之又慎，听不明白、看不明白，就到现场弄明白，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冤枉了当事人。虽说按照规定，我们检察机关只有在发生重特大案件时，才需要派员提前介入出现场，引导侦查取证，但我总觉得，多看看、多品一品，心里才放心。 

　　  

　　自从到了检察室，我每个星期都要下乡走村入户，巡回走防，这让我结交了不少农牧民朋友。 

　　四年前，我在巡回走访中认识了牧民都仁。我还记得第一次走进他家，黑漆漆的屋子里，什么都没有。都仁告诉我，一家人一年的收入，根本供不起四个小孩上学。我当时很奇怪，他家咋能有四个孩子呢？一问才知道，原来有两个孩子是他哥哥的，因为两口子离了婚，孩子没人管，都仁才接过来一起照顾。我一方面觉得都仁很仗义，另一方面，又替他犯愁。我暗暗告诉自己，要尽我所能帮衬他，绝不能再让四个孩子没学上。 

　　来往多了，都仁有什么困难都愿意和我叨唠叨唠，我也力所能及地帮衬帮衬。每年到了秋天，羊不好卖，我就帮他想办法。先到市场上问好羊肉的价格，心里大概有个数，再去达茂旗街上的冷库一家一家地行价。大点的冷库给不上价儿，小一点冷库又收不了太多的羊，挑来挑去，我最后找到一家中型冷库，跟老板商议来、商议去，一只羊一千元的收购价我还是不满意。于是，我就把都仁家里的情况跟他讲了，老板很同情，最后答应我，一只羊再多给200元，一次就要了50多只。就这样，我给都仁找了一个长期的买家，每年都能帮他消化掉一部分的羊。 

　　这两年，都仁的生活日渐起色。前一段子，他儿子准备结婚，我还特意到新房看了看，本来还琢磨着能帮点忙，结果一看，都准备好了！我的心里真的很高兴。 

　　  

　　我在百灵庙镇格日乐敖都嘎查走访时，去了牧民多来福的家，他家登记安置房已经好几年了，却一直没有分下来。他问我，能不能帮着解决解决。我想人家既然找上我，那我就多一嘴，帮忙问一问。 

　　回到旗里，我去登记安置房的禁牧办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说，像多来福这样，的确符合登记安置房条件，但他们在登记本上怎么也找不到多来福的名字。我又多方打听，最后才发现，原来是登记人员漏登了多来福的信息。 

　　这事按理说应该告一段落了，可是我再一想，多来福等了、盼了这么多年，他多么想快一点搬进新楼房。所以，我就琢磨，能不能想想办法、督促督促，让他能早点搬进新楼房。后来，我就往镇里、嘎查跑了好几趟，确定了他的信息，帮他补充了证明材料，终于看着他分到了新楼房。多来福拿钥匙的那天，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眼泪止不住地在眼窝里打转，我不住地安慰他，“老哥哥，分到了新楼房是好事，你应该高兴啊！” 

　　我的四字要令的落脚点，落在“干实事”上，给牧民办点实事，我心里感到踏实。 

　　  

　　我在明安镇对草场补贴款的发放进行预防宣传调查时，一位当地牧民向我举报，称某风电公司占用了他们的草场，但是草场补贴款却没有按照当初敲定的数额兑现。 

　　我觉得这个线索很可疑，赶紧向院领导汇报。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我发现，这个镇的牧业干事张某有重大嫌疑。 

　　利用休息时间，我和同事们对享受补贴的牧民挨家挨户走访，针对每年的发放时间、报表金额、实际领取金额，一一进行核对，经过半个月的调查核实，张某贪污草场补贴款的案情终于浮出水面，最终他被人民法院做出有罪判决。 

　　2012的时候，我走访到了乌克镇，有村民悄悄向我反映，说乡里有干部以村民的名义，套取国家的钱，问你们检察院管不管。我当时就说：“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属于检察机关的管辖，我们一定要管。” 

　　原来乌克镇腮忽洞村有个五保户，金牛卡里的第一个季度的五保费无缘无故就没了。村民们怀疑钱是被乡干部取走的。我和反贪局的干警一起分析，认为该案可能涉嫌贪污。我们通过信用社调取了举报人金牛卡的取款记录，结果发现，犯罪嫌疑人潘某，在同一天多次从几张不同的金牛卡上取了钱。 

　　结果让我们震惊：这个潘某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从12个村民的金牛卡中取出现金4万多元，并占为己有。潘某最终被法院判处贪污罪，村民损失的钱也被悉数追回。 

　　如今，达茂旗很多农牧民家里都有我发放的蒙汉双语“检民联系卡”，上面介绍了检察室的职能以及举报电话，还有我的个人电话。我每年能接到农牧民的各类诉求电话大约200多次。到目前为止，我的手机里存有牧民电话300多个。 

　　每次我走访农牧民，他们的诉求，他们反映的情况，我都会在《民情日记》里记上一笔：谁家孩子要上学了；谁家养了几只羊，一年哪个季节要买草料；谁有几个电话号码，哪个经常开机；谁家附近的水泥厂、矿厂存在隐患，我心里还存着一本《民情日记》。 

　　最后，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其实我很普通，我的岗位也很平凡，但人民却给了我这么多荣誉，我总是提醒自己：要好好干，才能对得起组织给予我的荣誉和认可；要多加把劲，才能担得起老百姓对我的信任和期盼。为人民服务没有终点站，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