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读报的韦荫秀老人

 

　　我的父亲韦荫秀，原任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盟委副书记、政协主席。1984年离休，1996年逝世。随着岁月流逝，他的名字淡出人们的记忆，但他的谆谆教诲仍时时萦绕在我的耳边，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少年壮志不言愁

　　一个人的命运，离不开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那个国难当头、战火纷飞的时代，造就了父亲的人生之路。1917年11月，父亲出生在河北省正定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6岁那年爷爷带着他到山西正太铁路做工，后到同蒲铁路平遥道班、侯马道班做道班工人。在同蒲铁路做工期间，父亲受到地下党组织革命思想的启蒙，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还受地方党组织委派与侯马镇的红军接触，参加了红军组织的破坏铁路的活动。八路军代表马洪（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到黎原一带组织铁路工会筹备抗日救国工人自卫队，父亲被选为筹委会委员和工人自卫队小队长。1938年3月，父亲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陕西三原安吴堡青训班学习，6月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细微之处见真章

　　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学校，一直被视为“红色摇篮”和“革命熔炉”。父亲在这里学习一年半，1939年底留校。他谦虚好学，刻苦努力，学习成绩突出，得到时任副校长谢觉哉同志的关注和赞扬。谢老曾亲自指导他学习文化知识，并语重心长地鼓励他“好好练习，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坚持下去，一定能取得成功”。1942年，父亲已任中央党校收发科长，因工作勤奋踏实，受到邓发校长的高度评价：“小韦来党校几年里，老当模范，不是学习模范就是劳动模范，是个实干家！”从1938年6月到1946年1月，父亲在中央党校学习工作八年之久，先后任卫生科长、收发科长、管理科长，南泥湾农场场长、总务处长等职。这八年，父亲从一个目不识丁的穷工人成长为有文化、有思想、有信仰的党的干部，由一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让父亲终生不忘的是他在担任管理科科长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是1942年春节刚过，父亲到伙房便被炊事员们围住说：“我们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一定要转给毛主席。”信的主要内容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中央党校的全体炊事员非常想念您，您有时间能来一趟吗？父亲把信交给邓发校长，邓校长当即给毛主席打电话，毛主席说：“我是很愿意去的。”

　　一天晚饭后，毛主席真的就亲自来到党校伙房，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毛主席鼓励炊事员们说，现在来党校学习的都是从前线回来的将军们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很辛苦，大师傅工作很重要，你们工作做好了，同志们吃得好，才能身体好、学习好，生产起来才有劲，才能狠狠打击敌人、解放全中国老百姓。父亲起身给毛主席倒水，主席说：“这不是小韦吗？你也到这儿干起这项重要工作了，拿出给我摇马达的那股干劲，一定能把工作干好。”毛主席来看望炊事员，这一消息很快便传开了，对当时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毛主席说的“摇马达”，指的是在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主席作《整顿党的作风》重要报告时的事。那时延安没有电，更无麦克风，在大会上作报告，全凭讲演者高声讲，效果很不好。后来，中央党校搞了一台扩音设备，需要用手摇发动机带动，过去摇马达是几个人轮番替换，父亲当时身强力壮又有经验，于是就挽起袖子一人为毛主席摇马达。会议休息阶段，毛主席走到后台对父亲说：“这小同志摇马达有经验，摇得不错，声音很好。”父亲说：“是主席讲得好。”毛主席拍着父亲的肩膀说：“我讲话，你在那里费劲，我就省劲了。咱俩分工不同，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解放全中国！”这亲切的鼓励，成为父亲一生的坚守，他始终牢记主席教诲，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高低之分，只要你坚守信念、认真努力，就一定能够出彩！

　　披荆斩棘度难关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使父亲成为英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经济极其困难，父亲回忆说，当时中央党校一切生活和学习必需品都非常紧张，喝黑豆糊、煮土豆干，经常半个多月见不到油星和青菜。报纸的印刷质量也很差，多翻几次就看不见字了。同志们打趣说，这是如来佛给唐僧的天书啊！

　　为了扭转困难局面，1939年1月初，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产议会上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1942年8月到1945年4月，受中央党校选派，父亲先后两次到中央党校南泥湾中山农场，任党支部书记兼农场场长，带领800多人开始了大生产运动。在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下，他们挖窑洞、开荒地，风餐露宿，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把一片片的荒山野岭变成了稻田翻绿浪。为了抢秋收，父亲给邓发校长写信，请求增派人手；他还去找朱总司令请359旅支援。王震旅长也曾多次到中山农场指导生产经营，与父亲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

　　1943年10月《解放日报》专门报道了中央党校南泥湾农场当年的成果：开荒千余亩，种植稻谷、糜黍、蔬菜，不仅实现了自给，还种了四百亩兰靛、四百亩烟叶，为陕甘宁边区军民的染衣问题解决了部分困难，为延安卷烟厂提供了原料，给再生产及中央党校的财政解决了大问题。王震旅长对中山农场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农场的生产搞得好，能解决边区人民生活急需，你们有人才，做出了很大成绩。”

　　1943年到1944年，父亲连续被评为模范工作者、特等模范工作者。1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隆重表彰大生产运动的劳动模范，父亲以特等劳动英雄的身份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受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在我家里，至今仍珍藏着父亲出席群英会的奖品——一块边区军民自纺自织的毛毯，这条珍贵的毛毯跟随父亲走南闯北，挡风御寒，陪伴父亲一生，成为我家的传家宝。

　　像父亲这样的延安老干部，身上有种令人敬仰的坚定，始终焕发着延安精神，那就是对革命不懈的追求，对党的事业赤胆忠诚。

　　历久弥坚青云志

　　2012年，我到延安干部学院参加中组部第五期加强党性修养专题培训班学习。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南泥湾精神专题展区，我眼前一亮，父亲的名字赫然镌刻在大红光荣榜上！那一刻，我终于真正体会到父亲一生引以为傲的荣耀的分量，不禁热泪盈眶……

　　1984年初，父亲作为第一批退出领导岗位的老同志光荣离休。离休后第一个月，盟委财会科方科长把工资送到家里，说：“韦老，按照文件规定，离休老红军每年加发两个月的工资。”话音未落，父亲立刻说：“我1938年3月正式参加革命，是抗战干部，不是红军。”方科长说：“你们‘四老’都是老红军。”（注：“四老”是指父亲以及同一批退下来的许集山、刘孔融、叶青元三位盟委领导）父亲说：“许、刘、叶都是老红军，但我不是。你先把工资拿回去，弄清楚了再说。”方科长走后，父亲忙着写文字说明，更正组织部认定“错误”。其实按照文件规定，以卢沟桥“七·七事变”为界，1937年7月6日前参加革命统称“老红军”。父亲1935年开始与红军接触，1936年接受党组织任务参加活动，1937年2月已是铁路工会筹备组成员、工人自卫队小队长了。这段经历在父亲的履历、自传、简介中均有印证。我想，这该是组织部门认定他是“老红军”的依据吧。父亲却坚决不同意，他一直把被组织选送到陕西三原安吴堡青训班学习，视为参加革命时间，而把之前的革命经历视为接受组织培养，为了强调这种区别，他常在“1938年3月”这个特殊的年份前边注上“正式”二字。

　　曾是父亲秘书的董全生同志听到此事，也过来劝说父亲，“这是组织认定的，又不是您自己找的要的，离休时，还原老红军的身份，是组织上对您的负责，您就接受这个认定吧。”为说服父亲，董全生给马洪同志打了电话。马洪回复说：“老韦啊，你就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我给你写份证明，确认一下这段经历，怎么样？”父亲说：“谢谢首长关心，档案我就不改啦！”父亲还是请组织将参加革命时间认定为1938年3月，坚决退回多发的工资。父亲坚决“不当老红军”，当时在盟委大院引起了不小轰动，许多人也许并不了解个中缘由，也不甚体会这种“较真”的意义，但对父亲的坦荡胸怀无不交口称赞，“这是延安老干部的风范啊！”

　　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老人家微微一笑，“那些不过都是经历的记录，你能说我现在离休了，就不革命了！？由此向组织要待遇、要照顾，我于心不安啊！”这就是我的父亲。

　　对于父亲那一代人，赤子之心并不难得，难得的是用执着牢记誓言，并终生恪守。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韦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