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近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等出品的法治题材影片《第二十条》热映，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内蒙古检察微信公众号特开设“检说《第二十条》”专栏，共同品读检察人的观影感悟。

从电影《第二十条》说起案件翻译

近日，自治区检察院组织全体检察人员观看了影片《第二十条》，该片生动诠释了法律的权威，这部首个以“正当防卫”为题材的影片上映后引发广泛关注，将“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高”的司法理念深入人心，当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个人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勇气和底气站出来向不法分子说“不”。

作为检察院的翻译部门，我们虽然不直接参与案件办理，但也经常接到业务部门送来的案件材料翻译任务，而有的证据是案件的关键证据，我们和业务部门一样在“办理别人的人生”，也在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新时代新征程，各级检察院翻译人员如何通过案件材料的翻译，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做出绵薄之力？

要以“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案件翻译

案件材料的翻译工作不同于其他翻译工作，有时候一字之差就可能影响整个案件的走向。多年前，我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几名临近高考的学生去KTV唱歌，隔壁包房的几名年轻人以学生声音太高为由进屋闹事，双方发生言语冲突后几名学生逃离歌厅，隔壁包房的甲某继续追赶学生，并向学生乙某喷洒从国外带回来的催泪瓦斯，乙某砍了甲某一刀后继续逃跑，甲某追上另一名学生丙某，在双方厮打过程中丙某用手里的刀捅了甲某后逃开，甲某跑了几步倒下，因失血过多当晚死亡。公安机关凌晨抓捕了涉案学生，并以涉嫌共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将乙某和丙某向检察机关报捕。

在审查卷宗材料时，我们发现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基本可以定性。但在提审乙某时，证据却发生了质的变化，乙某在牧区长大，汉语表达能力较差，将“‘各自’砍了一刀和捅了一刀”说成“‘一起’砍了一刀和捅了一刀”（乙某和丙某在被抓捕前交流过砍和捅的情况）。经过进一步审讯，发现乙某和丙某当时已跑散，并没有在一起，之前也没有故意伤害的意思联络，属于片面共同犯罪，应对各自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根据法医鉴定，乙某造成的头部伤属于轻微伤，丙某造成的腹部伤才是致命伤，遂建议公安机关撤回决定，公安机关按照建议撤回，随之而来的是死者家属连续不断的上访和喊冤。甚至系统内的同行都公然发表意见，称放回乙某是错误决定。社会议论纷纷，公安机关迫于压力，再次报捕乙某。

随即，检察院召开听证会，面对种种质疑，我们向各方耐心讲清事实和法律，得到各方理解后，检察院对乙某以不构成犯罪做出不批捕决定（后法院判决乙某承担20%的民事赔偿责任）。一语翻译之差，险些造成重大错案。

要以“如我在诉”的心理对待案件翻译

“我们办理的不是案件，而是别人的人生。”这句话，大家已耳熟能详。相信在最高检一系列指导性案例的指引下，秉持正义感的检察官办理案件时都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将天理、国法、人情深度融合，依法果断提出不捕意见或不诉意见。但在过去的执法司法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并没有那么容易。再拿多年前我办理的一起案件来说。一位年过花甲的老母亲与单身儿子一起生活，儿子游手好闲，仅靠母亲放牧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母亲省吃俭用，儿子却常常偷家里的钱去赌博，使这个穷困的家庭更加窘迫。儿子又一次翻箱倒柜找钱时被母亲发现，情急之下，母亲拿着一根木棍朝儿子头部猛打两下，儿子当场倒地，慌乱中母亲不知所措，找来皮袄给儿子垫上，以为躺一会儿就好了，没成想儿子已咽气。公安局以故意杀人罪对母亲萨某提请批捕。

我们审查卷宗时发现，公安局定性主要依据是萨某用棍子敲打儿子时嘴里念叨着“打死你，打死你”。凭此认定具有故意杀人意图，显然有些牵强。我带着疑问去提审萨某。一开始，萨某哭个不停，不想多说一句话，看得出，老人失去孩子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失去个人自由的担忧。通过用蒙古语交流，萨某情绪逐渐稳定，解释当时“打死你，打死你”只是一种口头语，并表示哪个母亲会真想杀死自己的孩子。

我可以以侦查人员对蒙古语理解有误为由，改变案件定性，但是在当时的法治环境下绝无勇气提出不批捕意见，这毕竟是命案。后法院基于案件的特殊性，对萨某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最轻刑罚。到此，案件划上句号，但我的内心迟迟不能平静，后写了一篇纪实文《一位母亲的忏悔》，写的是萨某的“忏悔”。20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此案，仍令我耿耿于怀。

在当时的情景下，除了私力救济，萨某还能做什么呢？何况，那是老人一个人的劳动所得，其儿子三反五次的抢拿硬要，又算是什么行为呢？该案放到现在，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呢？可惜已时过境迁，如今已无从评论。唯能做的，只有更加认真对待每一份案件翻译，做到“情同此心、如我在诉”。

要以“客观理性”的心态对待案件翻译

有时候，微小的细节更能直观反映案件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办案人和当事人语言不通的时候。想起我多年前帮助同事提审的一起案件。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刚刑满释放，因其父母双双去世，寄住于哥嫂家。一日，其嫂子的弟妹月某到刘家，刘某某趁哥嫂不在家，对月某实施强奸。此案除了刘某某的供述，还有月某被厮坏的上衣（该上衣缺了一颗纽扣，月某称在撕扯过程中被刘某某拽掉）。表面上看，人赃并获，定强奸罪没有问题。听同事说刘某某情绪十分激动，提审时什么也不讲，问什么都“嗯”，因其汉语表达能力较差，无法深入沟通，同事让我一起再去提审一次。

在看守所初次见到刘某某，我用蒙古语和他交流，他的表情慢慢放松，突然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并不存在强奸一事。我问他为什么承认？刘某某说，“与其看嫂子的脸色过日子，还不如回到牢房。”这巨大转变，让我所料不及，我继续问，那月某被撕坏的衣服和被拽掉的纽扣怎么解释，刘某某说不知道。我把情况告诉了同事，同事十分重视，立即与公安办案人员沟通。很巧，侦查人员很快找到了那枚关键证据——拽掉的纽扣。但不是在案发现场，而是在月某家院子里找到的，这与被害人的陈述明显不符，随着进一步的侦查，刘某某嫂子承认了自己找月某一起上演的闹剧，目的就是不想让刘某某与他们一起生活。之后，我们对刘某某依法做出不批捕决定，对刘某某嫂子和月某二人以涉嫌诬告陷害罪移送给相关部门。

案件无小事，事事连正义，作为办案辅助工作的翻译工作同样如此。作为翻译人员，不能局限于本国少数民族语言与通用语言之间的互译，而应该掌握更多语种，培养深远的国际视野和良好的国际交流能力，通过司法办案，司法协助等，在全面维护本国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向世界展示大国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