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细数世间最令人深恶痛绝者，喜好不劳而获的‘鼠贼’之辈绝属当先。若将‘鼠贼’按照‘造诣’精深和‘道行’高低划分，便有‘询一己之私利’的小贼和‘夺天下之公利’的国贼。《荀子．修身》中将一众小贼定义为‘害良为贼’，在古代，小贼还以行窃的区域来分类，有城外的 “草窃”和城里的 “市偷”之分。“市偷”的身手狡诈，技高一筹，行窃手段高明，当时人们称这些防不胜防的“市偷”为“妙手空空儿”。世人对其恨之入骨，蹿房越脊、撬锁入户，无所不用其极。那么借用《左传》中的一句‘毁则为贼’，定义暗藏的‘国贼’又是再合适不过的。身居显位，重权手握，若任其恣肆，一指江山便可能拨乱乾坤、一指江山便可能殆尽国力。国贼道行颇高，一旦肆虐，万千基业便有毁灭崩塌之悸。

　　定是这一众小贼和一帮国贼里应外合，从中作祟。当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被这些乌合之众搞得一团糟的时候，竟潜移默化中修成了‘贪腐文化’，一时间甚至贪腐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心理，就像癌症一样散发、蔓延。人民对腐败的态度由开始的“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大有“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各扫门前雪的畸形心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腐败被淡化、被认同、被怂恿、被放纵，渐渐寄生于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中，全面侵入社会的肌体。尤为甚者，官员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实际主宰者，其拥有的各种资源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在制度缺失和监督匮乏的情况下，一下子贼窝沸腾，便成为小贼、国贼齐齐粉墨登场，猖狂嚣张的良机。 

　　若惧怕这帮人，可以安抚、可以震慑，转型期的中国则坚定地选择了彻底‘治贼’。 国贼视作‘老虎’，小贼视作‘小蝇’。违犯党纪国法，严惩不贷；触犯作风纲纪，教育警示。除‘四风’顽疾，清扫痼疾，刹住腐败，扬‘四风’正气，管住作风，根治腐败，从大的纪律原则，到小的工作细节，全党将反腐作为一种战略。“打虎拍蝇”，剜除毒瘤，宛如惊天霹雳，这样声势浩大的治理和整顿，顿时令众贼乱作一团，从李春城、刘志军，到薄熙来、徐才厚，再到周永康，一个个彪形“老虎”被揪出来，严肃追究，严厉查处，‘打虎’的坚毅勇气，足见‘治贼’之举之坚定；从“科长”到“村长”，一只只无孔不入的“苍蝇”被拍扁，面面俱到，事无巨细，‘拍蝇’的细致全面，可察‘治贼’之举之深入。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要追问中国为何如此浩大地开展‘治贼’之举，实则为追求社会之正气，还邦国之清廉。‘敬贪小利则大利必亡，不遗小祸则大祸必至’的道理需要谨记，铁腕‘治贼反腐’的行动更要时常，才可谋福祉、兴邦国、得天下。孟子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利，为小贼、国贼侵吞，则民心散；民之益，为苍蝇老虎扰乱，则民意乱。在这时代的紧要关头，中国高举‘治贼’之旗帜，实令国人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