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案”再审宣判后，网络上嘈杂一片，我个人也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位卑未敢忘忧国”嘛。但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我想就先从咱们检徽的寓意说起吧。 

　　每天在单位上班，我们经常都会看见各种样式的检徽标识。检徽和警徽里都有长城、五个五角星、麦穗和天安门这些标识。检徽和警徽的外部轮廓都是一个盾牌形状，只是警徽的盾牌是个长盾牌，而检徽的盾牌是个圆盾牌。盾牌是一种保护性的武器的，但长盾牌一般是攻城略地时使用较多，圆盾牌是防守时使用较多。有学者提出，法治就是“保权限权”，即保护私权限制公权。检徽中圆形盾牌告诉我们，检察官作为法律的守护人，既要追诉犯罪，更须保护被告人免于法官恣意及警察滥权，担当国家权力双重控制的任务；检察官不是法官，但要监督法官裁判，共同追求客观公正的裁判结果；检察官也不是警察，但要以司法的属性监督警察的侦查活动，确保侦查追诉活动的合法性。检察官向来是居于法官与警察、行政权与司法权两者之间的中介枢纽。 

　　这几年得以改判的每个冤案中，总有那一两个为首的、为之执着的一批人们在为之奔跑与呐喊，如“呼案”中的记者汤计，又如“念斌案”中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再如浙江张氏叔侄案中的检察官张飚，更如广东徐辉案中的检察官方炳，这些人真的很难！而且办成了很难的事！从职业角度来说，我非常欣赏张飚、方炳二位检察官。因为检察机关对于防范冤假错案更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这些检察官诠释了铁肩担正义的内涵。 

　　我来到政治部宣传处工作，马上就四个月。得益于摄像工作的职务便利，我全程听完了民行处、控申处、公诉处和侦监处组织的培训课程。在听课的中，有授课老师比喻检察机关在“公检法”中的地位是“小三”，有基层院的干警也说办案难。这让我想起马永胜检察长在2012年接受《检察日报》记者专访时，记者问他：在公、检、法、司等部门和政法委均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在不同的政法部门工作，有哪些不同的感受？ 马永胜检察长答到：公安工作比较“苦”，法院工作比较“忙”，检察工作的突出特点是比较“难”，“难”就难在监督难、办案难、保障难。 

　　12月1号，我去控申处锻炼接访，仅这十几天的工作，就感觉出接访工作的繁琐与不易。这时开始真心佩服那些数十年如一日在接访岗位上任劳任怨工作的前辈。这两天接访时，有上访人员情绪失控，对目前的法治情形说了一些过激的话，有接访人员拿“呼案”安慰上访人员:如此难的案件18年之后不是也纠正了吗？ 

　　“难”就应该，我们检察干警就要放弃法治信仰吗？马永胜检察长指出，“检察机关要主动承担起依法查办职务犯罪的历史责任，使法律面前没有特权的法治真谛成为共识，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凝聚依法治国的向心力。” 

　　记得李庄被释时，《南方周末》的记者问李庄，你还相信法治吗？李庄回答，不信仰法治，我们还能信仰什么呢？ 

　　法治，靠的是更多的一线的法律人，心中信仰法治，心里装着人民，一点一滴的把工作做好，当然我们检察人在法治建设中要奋勇直前。通过我们的努力，减少冤假错案发生。法治，无患难行而患无行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