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12月，清王朝改年号为“同治”，慈禧开始垂帘听政。清朝官场的头把交椅交由慈禧坐镇。这个身板挺直、面目秀丽的高个子女人，长着一双鹰眼，有着明显的鞑靼人特征，态度高贵而傲慢。1894年，社稷旦夕之际，慈禧仍在颐和园贺六十寿辰，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威风八面。

　　繁华掩饰不住颓势，慈禧却佯装无视，分列于清王朝各个等级的官员共同侵蚀着这个朽败的国体。清朝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成为滋生顽疾的温床，成为腐蚀根基的源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绝对可算国之肱骨，镇压起义、大搞洋务，图治的背后却不过是官场腐败的粉饰，由此引来的两次鸦片战争几乎彻底掏空了国本；威武勇猛的八旗军威也早已荡然无存，八旗兵军纪已散，天天上演“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场面，军队成为只能吓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军队；官僚塔层中的每一位官员忙着克扣军饷，忙着兵匪勾结。而进入这个体制的途径却更为惊人，或由科目，或由荐保，或由捐纳，不问风俗之盛衰，不问人民之良莠，根据官爵职位的大小优劣定价，出售，中饱私囊。

　　1912年，清王朝的各个官员用迂腐、贪婪、专横，将自己投注了无数心血，造就了无数辉煌的王朝一手断送，近三百年的社稷建设终于沉沦于官德流失。

　　1933年，一个梳着光滑的黑发、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穿着笔挺的军装、却划着笨拙的手势油嘴滑舌的日耳曼人提出了一个几乎能满足每一个人、每一项要求的党的25点纲领，这个名叫希特勒的德国人随后建立起了以农民和大地主、小业主和大实业家等全国民众为基础的德国第三帝国，看似雄心勃勃，百废待举。

　　原本期望国力恢复，生活提高的德国人民一方面对得到如此强硬的领导人而心感欣慰，一方面却在不知不自觉中经历着与先前的承诺截然相反的磨难。处于德国权利顶端的希特勒与他的每一位“才华横溢”的高级将领们，却共同完成了人类史上最罄竹难书的血泪史。戈培尔，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 虚伪地“创造”了完美的希特勒，“创造”了宏伟的建国蓝图；希姆莱，其领导的党卫军以威严的黑色制服以及恐怖的骷髅为标志，他属下的集中营屠杀了约六百万犹太人。斯佩尔，第三帝国的武装部长，用屠杀换取艺术品，用强暴兑换财富，即便因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被判处20年监禁，唯利是图的他仍不忘靠回忆录和当年的艺术品大发战争财。

　　第三帝国的庞大殖民计划，希特勒极其官员的无数罪行，将亿万人卷进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将自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投降。“第三帝国”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以说，官德高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官德水平也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辞源》：“官，职也，谓各守其职为国治事者也。”因此，当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降。官德隆，民德昌，国家兴；官德毁，民德降，国家衰。

　　现如今，且不说沉浮定数几何，如今的官员要想在无常莫测的仕途中化身一只“青睛白虎”，常怠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私，常弃戒律之心，敢越权玩弄权利，敢无视制度规范，敢挑衅法规纲纪， “虎”霸王自然成。只不过敢冒着削民生、削国本的风险来作伥，纲纪严苛、制度鲜明，自然没有“千日好”一说。

(作者单位：鄂托克前旗检察院 布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