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的时间，所遇到的当事人形形色色，多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淡忘，而那对夫妻哀怜地带着遗憾，在落叶飘舞中相扶离去的背影，至今让我无法忘却。 

　　记得那是1992年9月，是个金秋时节。我刚到检察院工作不久，接到了一起案件线索。当时申诉人没有留下联系电话，只留下了家庭住址，我们费尽周折终于在客运站附近的一处低矮的土坯房中找到了申诉人。他花白的头发、深陷的眼窝、苍白的脸，枯瘦的身材，怎么看也不像举报信中所说的４4岁。他的妻子站在他身旁，衣衫褴褛，散乱的眼神，麻木的表情，一言不发。我们的到来让他意外，显得很紧张，连说话都愈发结巴了。在他混乱的叙述中，我们好不容易才听清事情的原委。他和妻子在老家农村相识，妻子婚前得过精神病，而且反复发作，平时需要吃药才能控制。为了妻子的治疗和养家糊口，他来宝日希勒矿上做采煤工，一家３口租住在十几平米的土房里，生活拮据。 事情发生在落叶纷飞的1991年10月，辖区派出所的一名警察带着一名协警到他家收暂住费。他说实在是没钱了，过两天再交行不行？民警态度强硬地说，不行，还说今天不交就把他带到派出所，说着就上前拽他。他不走，民警就对他拳打脚踢。正做饭的妻子上来阻拦，也被几拳打倒在地。他还是被连拉带扯地带走了。当他第二天从派出所回到家，发现妻子和５岁的女儿都不见了。原来妻子受到刺激，精神病复发，带着女儿离家出走了。他急疯了到处去找，半个月后，终于在谢尔塔拉找到了妻女，当时妻子神志不清，只穿着衬衣衬裤，在深秋的天气里冷得瑟瑟发抖。女儿也是衣衫不整，瘦成了皮包骨。他东拼西凑借钱把妻子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３个月后病情稳定才出了院，但精神、体力已大不如前。他向法院起诉要求警察给予民事赔偿，可法院认定警察的行为与妻子的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因为警察不承认打了人，法院判决他败诉。他不服，来到检察院申诉。 了解完案情，我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当时与警察同去的协警的证言，此人目睹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而在诉讼中没有相关的证言。民事申诉案件原则上是当事人自己取证，但鉴于申诉人的条件不允许，我们决定去调取证据。在找寻中得知，当时那名协警已到通辽定居。经过请示，我们带着申诉人一起赶赴通辽，一路上我们尽力照顾他，安排他们的饮食起居，不忍心让他花一分钱。４天后，通过当地公安机关协助找到了证人，证人也许有其他难言之隐，不愿作证，说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我们反复做他的工作也无济于事。在反馈意见时，我向申诉人和他的妻子解释，没有这一关键证据，我们只能做终止审查的处理决定，本以为他会像其他人一样又吵又闹，谁知他听后眼睛里马上溢满了泪水，只是哽咽着说：“我知道你们尽力了，谢谢检察官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话安慰他，只能把准备好的一些旧衣物送给了他。他与妻子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后离开了。 虽然无法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但看着他们在落叶飞舞的小巷离去的背影及沉重的脚步在枯叶上的“吱吱”声，就像重锤一样阵阵击打我的心，每一击都那么刺痛。 

（作者单位：陈巴尔虎旗检察院 伊拉塔）